女子孕晚期确诊肝癌,女子孕31周查出肝癌晚期！多做这一步可能早发现，孕妈必看~

*仅供医学专业人士阅读参考

妊娠合并肝癌双重危机，热搜病例敲响孕期防癌警钟。

撰文 |肖小燕

2025年6月19日，一则27岁孕妇在孕31周确诊肝癌晚期的消息冲上微博热搜。这位年轻准妈妈在常规产检中被发现异常，进一步检查确诊为晚期肝细胞癌。更令人揪心的是，其家族中已有包括母亲、妹妹及两位舅舅在内的多人因肝癌去世。

来源：微博热搜

在医学界，妊娠合并肝癌堪称“双重危机”，肝癌既是威胁母体生命的恶性肿瘤，又涉及胎儿安全的伦理困境。统计显示，这类患者中位生存期仅18个月，晚期妊娠（≥28周）确诊者更无存活超2年的记录[1]。

幸运的是，经多学科团队全力救治，此患者已顺利分娩，新生儿状况良好。目前她正在积极接受系统治疗，与病魔抗争。这一案例揭示了肝癌在孕期诊疗的特殊性与挑战，也敲响了高危人群孕期肝癌筛查的警钟。

隐匿的杀手，肝癌与妊娠有何联系？

当妊娠遇上肝癌，一场隐秘而危险的生命博弈悄然展开。

一方面，肝脏在孕期负担显著加重，代谢负荷增加30%-50%[1]，这一生理变化为肿瘤发展提供了特殊环境。

另一方面，妊娠期雌激素水平飙升形成“完美风暴”：雌激素不仅促进肝细胞有丝分裂，还能激活潜伏的乙肝病毒（HBV）；同时，胎儿诱导的免疫耐受机制为肿瘤逃避免疫监视提供了天然屏障。

更棘手的是，妊娠本身导致的生理性甲胎蛋白（AFP）升高，会掩盖肝癌最重要的肿瘤标志物信号。临床上，孕妇AFP水平可达正常值的2-3倍，这成为诊断延误的重要“盲区”。

家族史 妊娠，孕妈妈怎样防癌？

多项研究证实[2,3]，存在肝癌家族史的慢性乙肝患者发生肝癌的风险是普通人群的30倍左右。本例患者家族中多人因肝癌早逝，高度提示可能存在HBV母婴垂直传播或遗传易感性。然而她在产检时未主动申报家族史，错失了早期干预的宝贵时机。对于有肝癌家族史的孕产妇而言，预防与早筛是守护生命的双重防线。

▌预防的核心在于“三重”主动干预。

第一：需阻断病毒传播链。乙肝表面抗原（HBsAg）阳性孕妇应在孕24-28周启动抗病毒治疗（如替诺福韦），新生儿出生24小时内必须接种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疫苗，阻断成功率超90%[4]。

第二：要严控致癌物暴露，孕期绝对避免食用霉变花生、玉米等含黄曲霉毒素B1（1类致癌物）的食物，储存粮食湿度需控制在13%以下，霉变食品需立即丢弃——研究显示HBV感染者若同时暴露于黄曲霉毒素，肝癌风险将激增60倍[5]。

第三：要管理代谢隐患，孕期体重增幅建议控制在11.5-16kg（BMI正常范围），腰围≥85cm尤其需警惕脂肪肝，因代谢相关脂肪肝病患者10年内肝癌风险高达8.1%[6]。

▌筛查体系则需突破孕期生理干扰实现精准识别。

由于肝癌早期常无症状，且妊娠反应易掩盖病情，建立针对性筛查机制尤为关键。所有孕妇应在首次产检时完成肝癌高危因素评估，主动申报家族史、肝炎感染史及饮酒史（孕期绝对禁酒），医生据此启动“肝癌专项筛查”。

在检测手段上，孕中期肝脏超声（无需空腹）应作为基础检查，若发现可疑结节，需结合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鉴别良恶性——需特别警惕的是，妊娠本身会导致生理性AFP升高（常达正常值2-3倍），但肝癌引起的AFP升高多突破400μg/L且不伴转氨酶下降，而30%的肝癌患者AFP可能正常，因此绝不能仅依赖唐筛中的AFP指标。

另外，对于有家族史或肝病基础的孕妇，建议每3个月复查肝脏超声；产后6周需再次评估，因孕期激素变化可能掩盖病灶。通过这样“预防-筛查-监测”的三级防护网，才能为高危孕产妇筑起真正的生命屏障。

孕期多病共防：从肝癌到妊娠合并症的全面守护

肝癌的警示背后，是孕产妇整体健康管理的短板。除了肝癌，以下疾病也需在孕期重点预防：

妊娠合并肝炎：乙肝孕妇需每月监测乙肝病毒基因（HBV-DNA），肝功能异常时及时护肝治疗，避免发展为重症肝炎。

妊娠期糖尿病（PGDM）：孕期控糖不仅降低胎儿风险，还减少未来脂肪肝→肝癌的转化。

遗传性疾病：如本例患者的子女，需在1岁后定期筛查HBV、AFP及肝脏超声，尽早发现潜在遗传风险。

结语：给沉默的肝脏一份孕期守护

此27岁母亲的遭遇并非孤例。与其他的妊娠期合并症相比，妊娠合并肿瘤并不常见，发生率为0.5‰~1%。但随着更多女性生育年龄的推迟，妊娠期癌症的发病率正逐年增加[7]，其中肝癌占比也逐年上升。对于孕产妇而言，家族史不是“遥远的故事”，而是必须直面的健康信号。建议所有孕妇在首次产检时完成 “肝癌风险问卷”，高危人群将肝脏超声纳入常规筛查。

最后小编想说：“我们无法改变基因，但能通过早筛早治，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

参考文献：

[1]Hu, Q., Li, J., Wang, J. et al. Successful resection of a hug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during pregnancy: case report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 Egypt Natl Canc Inst 37, 26 (2025). https://doi.org/10.1186/s43046-025-00285-z

[2].Turati F、Edefonti V、Talamini R、Ferraroni M、Malvezzi M、Bravi F、Franceschi S、Montella M、Polesel J、Zucchetto A、La Vecchia C、Negri E、Decarli A. 肝癌和肝细胞癌家族史。肝病学。2012 年 5 月;55(5):1416-25.doi：10.1002/hep.24794。Epub 2012 年 3 月 21 日。PMID：22095619。

[3].Loomba R， Liu J， Yang HI， Lee MH， Lu SN， Wang LY， Iloeje UH， You SL， Brenner D， Chen CJ;REVEAL–HBV 研究组。肝细胞癌家族史和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对肝细胞癌新发风险的协同效应。临床胃肠醇肝醇。2013 年 12 月;11（12）：1636-45.e1-3。doi：10.1016/j.cgh.2013.04.043。Epub 2013 年 5 月 10 日。PMID：23669307;PMCID：PMC4100777。

[4].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 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 中国乙型肝炎病毒母婴传播防治指南(2024年版)[J]. 临床肝胆病杂志, 2024, 40(8): 1557-1566

[5].乌日古门勒, 其其格. 原发性肝癌相关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J]. 临床医学进展, 2024, 14(2): 4479-4485. DOI: 10.12677/acm.2024.142622

[6].缪伟刚, 周金意, 韩仁强. 全球肝癌流行数据解析 [J] . 中华流行病学杂志, 2024, 45(6) : 865-869. DOI: 10.3760/cma.j.cn112338-20231027-00251.

[7].Milbourne A. Management of pregnant patients with cancer[J]. Oncology (Williston Park), 2016,30(5):448-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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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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