酱园弄的英文译名,她又上热搜了

我非常喜欢《酱园弄》这一版的英文译名：She’s got no name。

——她没有名字。

在无名的“周氏”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并没有“家暴”这一说法。夫妻不睦被归类为“家务”，丈夫殴妻则视为“家教”。法不入家门，苦难便无法进入司法语言。人们对“丈夫打人”见怪不怪，却对“妻子反抗”深恶痛绝。

在《酱园弄》的杀夫案之后，我们才终于开始用“故意伤害罪”去替代“家暴”这类带有伦理遮蔽色彩的模糊词语，将私域暴力纳入刑责的范畴。

从模糊归咎，到明确定责，这个转变，晚了太久太久。

翻阅更早的律法，不难发现，家暴在历史上的盲区，并不新鲜。唐代律法虽对婚姻纠纷有所涉猎，却在“家内秩序”中赋予男性绝对主导权。在《唐律疏议》中，妻殴夫是严重罪行，而夫殴妻却被从轻处置，甚至不视为犯法。女性若欲脱离暴力婚姻，需证明夫方有重大过失，并通过层层诉讼向地方官上诉。这样的程序，繁复、羞耻且代价高昂。

换言之，对于女性而言，那是一个无路可逃的暴力结构。

历史里不乏佐证。北魏兰陵长公主，尊贵如皇室宗亲，尚且难逃婚内暴力。其夫刘辉因长期施暴致其流产，最终在灵太后的干预下才被定罪。但此案从未被当作“家暴”处理，而更像是宫廷伦理与政治关系的调停。这说明，在制度语言里，连“暴力”都必须以身份为前提。

时间向后，制度更替，逻辑却不曾发生改变。

宋代律法虽更加繁细，却依然将女性排除于婚姻决策权之外。李清照的经历或可为例。她曾遭前夫张汝舟施以家暴，亦被图谋侵占财产。

然而，当她决意离婚时，却发现宋律并不允许女性单方面提出“和离”。最终，她只能转而控诉张“妄增举数入官”以寻求婚姻终止，代价是被羁押九日。

李清照聪慧、果决，但她的脱身只是个案的幸存。她能用文字为自己发声，多数女性却无权书写。她的“成功”，只是无数沉没者投射在纸面上的微光。

而进入民国，情况依旧未见根本改观。周氏案是典型的被压抑者以极端方式完成反抗的样本。她长期遭受丈夫詹云影的家暴，殴打成伤早成日常。她的丈夫高大凶悍，尚有...恶习，社会资源掌握在他那一方。

案件发生后，周氏被捕，初审判死。社会哗然，却并未如今日舆论般同情女性，而是多围绕“情理法”的分裂展开讨论。

此时，作家苏青发表《为杀夫者辩》，文中写道：“唯有常受委屈和难堪的人，才是永远心怀毒狠的，久而久之，化为厉气，才必须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来。做出来的结果，使万人流血，便是英雄；使一人流血，便是犯罪。”

这是当时少有的、为女性暴力做出“制度性理解”的声音。也是对法律二元逻辑的挑战。

抗战胜利后，周氏因“大赦天下”被改判为十五年有期徒刑，后被移送到江苏大丰的上海农场服刑，刑满释放后，被安置在上海农场川东分场就业。有人说她晚年面相凶厉，却与邻里相处良好。最后活到了九十多岁，平静地度过了后半生。

一个在制度中无法逃脱的女人，以暴制暴，被判死刑，又被赦免，最终老去。

我们不能轻率地说这是正义的回转，也不能简单地称她“活下来了”。她并没有赢，而只是，在一个男性主导、制度滞后的社会结构中，走完了她自己的剩余人生。

但，至少在历史上，“家暴”开始从家事真正走向“公事”。

《酱园弄》所拍摄的，并不只是一个弑夫的嫌疑人怎样辩护，更不是一场关于“真凶”的智力游戏。它想讨论的，是制度怎样压迫、历史怎样沉默、我们又怎样习惯将女性的反抗误读为“疯魔”。

就像《酱园弄》的英文片名：She’s got no name.

她无名，不是因为她真正从未拥有名字。而是因为，她的名字从不在权力记录之中。

正因如此，我们才愈发需要记录。因为当下是未来的过去，因为异见者发出的声音，是说给未来人听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