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章子怡就是詹周氏,章子怡的“无眉妆”与詹周氏的“血泪史”

酱园弄?悬案

陈可辛

不出所料，《酱园弄?悬案》成了报菜名电影，观影过程中每次银幕上出现一张熟脸，就会听到影院内有人在报这个演员的名字。

看完片尾的下集预告，发现还有好多菜没上，下一部仍然有不少演员要登场，到时这菜名还得接着报。

这部电影的摄影比较惊悚，拍人物的时候用了大量的顶光。

这样会在人物脸上留下很多阴影，整个画面变得阴森恐怖，而雷佳音的脸又跟月球表面一样，使得大阴影之下还有无数个小阴影，密恐患者相当不适。

章子怡的造型也经过特别的设计。

瘦弱的身躯，凌乱的发型，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她的眉毛，修得特别浅。

有时候光线太亮，她的眉毛几乎就消失了，上半张脸出现大面积的白色，此时她那双充血的眼睛就显得更加震撼，这是视觉化的血泪史。

这位詹周氏同时被几座大山压着，首先当然就是赌鬼丈夫“大块头”，他直接扼住了詹周氏命运的喉咙。

然后就是薛至武，他代表的是更大且更新的权力系统，从一出场就说了很多歧视女性的台词。

片中经常将薛至武殴打詹周氏的镜头和大块头剪在一起，用意相当明显，詹周氏对抗的不仅仅是一个赌鬼，而是整个大环境。

除了大块头与薛至武之外，片中还有一座稍微没那么显眼的大山，就是四字演的宋瞎子。

尽管这位詹周氏一上来就给人一种杀红了眼的感觉，但此时的她并未完全觉醒。

她丢掉丈夫的头，是宋瞎子根据命理那套东西得出来的方法，也就是说她的反抗行为还停留在肢体层面，精神依旧依附在旧系统里面，获得了旧系统的认可，才做出相应的行动。

所以薛至武一骗她说头已经找到了，她就急了。

她不是怕定罪，而是怕下辈子也摆脱不了大块头，其实还是对命理的认可，习惯了由他人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只不过这里的他人指的是玄学的力量。

一直到她入狱遇到了杨幂演的王许梅，也间接遇到了赵丽颖演的西林，因为她通过王许梅接触到了西林的思想。

王许梅和西林也是一组对照人物。

王许梅在牢房里是大姐大，看似手握大权，但是一个小小的狱警就能决定她的命运。

同理，西林表面上是一个有社会地位的人，但并未真正拥有主导权。

她被迫迎合这个系统，才能换得如今的一切，戴假发的行为就象征着这一点，可她的地位并没有十分稳固，王许梅的结局可能随时会发生在她身上。

薛至武嘲讽过西林对某些权贵的迎合，这跟大众的“杀夫必有奸”心理是一样的，一味盯着奸情，对结构性不公视而不见。

詹周氏在西林的言传，王许梅的身教下，渐渐走上觉醒之路，本来这么拍下来已经非常直白了，最后还让詹周氏用旁白把中心思想说了一次，帮观众把题都给做完了。

电影拍得直白是优点还是缺点呢？

这可能关乎创作者怎样看待电影，也就是电影是手段还是目的？

有些创作者希望用电影来表达文字表达不了的东西，那么这种电影就不可能直白。

但还有像肯?洛奇这样的导演，他有些片子相当直白，也必须直白，因为电影是他用来揭露社会的一种工具。

《酱园弄?悬案》可能比较偏向后一种，当然陈可辛在商业上的诉求要比肯?洛奇高不少。

光是这个阵容就能看得出来，片中也有部分段落对案件进行奇情化处理，宣发就更不用说了，“民国奇案”四个字不停地刷屏。

那么是不是肯?洛奇那种不够商业化的片子就无法达到大范围的启蒙效果，而陈可辛的处理则会让大众转移了重点呢？

我想起一本很有趣的书，就是罗伯特?达恩顿的《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畅销禁书》。

这本书研究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平民都在看什么书。

我们都说启蒙运动直接为法国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那么当时的法国人是不是都在看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所写的书呢？

比如伏尔泰的《哲学通信》，或者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根据罗伯特?达恩顿的研究，现实没有这么简单。

当时路易十六对书籍出版管控比较严，市面上的合法书籍大多数都是歌功颂德的类型。

于是有些出版社就到境外去印书，再走私回法国，这些书就是禁书，并且很畅销。

其中最畅销的书主要就是富于哲理的文学。

至于卢梭和伏尔泰那些思想家的书，其实销量并不多。

那是不是说明法国大革命就跟这些思想家毫无关系呢？

达恩顿表示并非如此。

注意刚才提到的文学，前面有一个定语，是富于哲理。

当时这些黄书被统称为哲学书，主要目的当然是掩人耳目。

但写这些书的人其实很多都是知识分子，他们都读过卢梭和伏尔泰的书。

他们为了谋生而写黄书，同时夹带私货。

书中每段激情戏之后，里面的人物还真的开始探讨哲学问题，还会引用那些思想家的前沿思想，于是老百姓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些新思想。

并且黄的那部分多数都是关于神父或者国王的...八卦，无形中也消解了宗教与贵族的权威形象。

现实总是复杂的，无法用一句话来下定论。

在我看来《酱园弄?悬案》中的奇情和暴力，包括演员阵容，就像是一本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畅销禁书。

它通过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来获得商业利益，同时也可能在女性觉醒方面起到一定的启蒙作用。

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假如黄书是法国大革命前老百姓的主要娱乐方式，那启蒙思想的影响力就能最大限度地扩散开来。

可是当下的启蒙主战场还是不是电影呢？

春节档之后的票房成绩告诉我们，时代早已经变了。

女性思潮可能更多地通过社交媒体，或者网络短视频来传播。

当然了，只要启蒙是有效的，是不是以电影为途径又有什么关系呢？

当电影作为一种工具的潮水退去，或许创作者可以专心地去探索电影本身存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