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卫健委：二手烟是一种霸凌,深圳卫健委发声：二手烟是一种“霸凌”

6月28日，深圳市卫健委一篇《二手烟，其实是一种霸凌》的文章引发社会热议。文章直指烟民“为国防作贡献”的自我辩护是伪命题——2020年我国因吸烟导致医疗和生产力损失达2.43万亿元，远超烟草财政收益1.52万亿元。文章还提到：“公共场所吸烟不是吸烟者的自由，而是对非吸烟者的霸凌”。

当深圳用“霸凌”定义二手烟时，其背后是一个现代城市对权利边界的严肃思考：任何自由都应止于他人权利的边界。从“禁止吸烟”到“维护健康权”，从“行政管控”到“权利共治”，这场关于二手烟的讨论，实则是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个微观注脚：唯有以个体权利为锚点，才能在多元利益博弈中找到公共文明的最大公约数。

当健康权遭遇吞云吐雾的“自由”，一场关于公共文明的觉醒正在南海之滨蔓延。

治理话语转型背后的思考

怎样走向城市文明？

二手烟的本质，是健康权的剥夺。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表明，二手烟中含有7000多种化学物质，烟草烟雾中85%来自香烟自燃产生的侧流烟雾，其苯并芘含量是主流烟雾的3倍，亚硝胺含量高达50倍。这些含有69种一级致癌物的毒雾，能在10秒内穿透肺泡进入血液循环。

因为二手烟的“强穿力”，被动吸烟者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25%-30%，儿童哮喘发病率提升40%。这种“无差别伤害”本质上与“霸凌”的强制侵害属性一致——吸烟者通过烟雾将健康风险强加于他人，构成对非吸烟者身体权的隐性侵犯。

因此，深圳卫健委的文章直接将公共场所吸烟行为定性为“霸凌”：电梯里散不去的烟味、学校门口家长群中的吞云吐雾、街道上路人被迫吸入的烟雾……这些日常场景被重新置于权利与文明的聚光灯下。

《深圳市控制吸烟条例》明确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禁烟，但现实中仍有32.7%的市民曾在公共场所接触二手烟（2024年深圳控烟办调查数据）。

然而，在一些公共场所，吸烟行为却时有发生，使得非吸烟者在无奈中被动吸入二手烟，自身的健康权益受到严重侵犯。“当吸烟者高呼自由时，选择性忽视孕妇吸入二手烟导致胎儿神经管畸形率上升2.5倍的事实，这不是自由而是暴力。”当“个人自由”的行使以损害他人健康为代价时，这种自由已超出权利边界。

深圳卫健委的发声，打破了长期以来“吸烟是个人习惯”的认知误区。当一个人的“自由”侵害他人基本健康权时，便演变为文明社会的公敌。

这种转变的深层逻辑，是城市文明从“秩序导向”向“权利导向”的升级。北京、上海等城市早已通过立法明确控烟范围，但深圳的创新在于将治理话语与社会心理学结合：当“二手烟=霸凌”的认知被广泛接受，吸烟者在公共场所的行为将受到更多社会规范约束，形成“不敢吸、不愿吸”的自觉氛围。

从道德劝诫到文明契约

深圳做了什么？

深圳卫健委的“霸凌论”能引发广泛共鸣，离不开这座城市在控烟领域的扎实实践。最新发布的《2024年深圳市成人烟草调查报告》显示，深圳家庭二手烟暴露率已降至历史最低的3.1%，较2023年的17.4%实现断崖式下降。

更令人振奋的是，全市各类场所二手烟总体暴露率从57.1%降至37.2%，室内公共场所暴露率从32.8%降至28.1%。这些数字背后是系统性工程的胜利：

“最严法规”筑牢制度屏障。6月26日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控制吸烟条例》堪称利剑：违禁吸烟者最高罚款500元，控烟不力的经营场所面临“重罚3万元”。条例实施首周，市场监管局单日即出动执法人员378人次，检查餐饮门店1438家。

认知革命扭转社会观念。2024年深圳市民对“二手烟导致儿童肺部疾病”的知晓率飙升至81.5%，较2023年上升41.2个百分点。这场认知变革源自持续创新的科普策略——将专业医学术语转化为“霸凌”等大众话语，引发情感共鸣。

精准锁定重点人群。调查显示45-65岁人群吸烟率最高（19.2%），而城中村社区是控烟薄弱环节。深圳据此调整火力，在这些区域加强烟草危害宣传，推动形成社区级控烟网络。

而此次的“霸凌论”更是撕破了“个人习惯”的遮羞布，揭示公共场所吸烟是对公共秩序的破坏。这为执法提供了伦理支撑，使“20米原则”（吸烟者应距建筑物20米外吸烟）等规范获得道义正当性。

同时，这种话语变革已显现力量。当一位北京父亲因他人在自家楼道吸烟愤而出手，警察到场后也只能无奈表示“吸烟不犯法，打人犯法”。深圳的“霸凌”定性，正为这类困境提供新的解决框架——将道德愤怒转化为文明共识。

当最后一片烟灰落下，显露的将不仅是清洁的空气，更是一个社会对生命尊严的集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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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桑桑

内容来源：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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