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各地对禁养田园犬标准不一#,犬禁之争：当金毛萨摩耶田园犬被禁，城市治理怎样走..

详细介绍

一张禁养犬名单折射出的城市治理智慧落差，管理犬只的真正关键在于人而非犬的品种。

图源：西安市养犬服务平台于2025年3月24日发布

近期，西安市公安局限制养犬管理办公室的一纸公告引发热议。拉布拉多、萨摩耶、金毛、中华田园犬等常见犬种被列入重点限养区禁养名录。同时被禁的还包括“具有上述犬种血统的杂交犬”以及“肩高50厘米(指成年犬平均身高)以上的犬种”。

公告中明确：工作犬、导盲犬、助残犬等特殊用途的犬只不受禁养限制，可进入医院、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这一例外条款体现了对特殊群体需求的考量，却也让普通家庭宠物犬的禁令显得更加突兀。

争议背后，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浮现——为何不同城市对禁养犬种的标准差异如此之大？

我们不禁思考：城市犬只管理的逻辑是否陷入了某种误区？

政策拼图：一地一策的治理困境

纵观全国主要城市的禁养犬政策，呈现出一幅“各自为政”的景象：

上海市明确禁养包括藏獒在内的24种犬；

北京市重点管理区内禁止饲养烈性犬和成年体高超过35厘米的犬种；

成都市列出35种禁养犬，并限制身高65厘米（含）以上的犬；

杭州市重点限养区则只能饲养体高45厘米、体长60厘米以下的犬类。

同一犬种在不同城市的命运天差地别，中华田园犬的待遇最能体现这种分裂。最近几个月，广州、深圳、长沙等多地相继宣布对中华田园犬“解禁”：

2024年11月，深圳解除对中华田园犬的禁养令；

2025年1月，广州发布通告，将中华田园犬（土狗）移出危险犬名录；

2025年6月，长沙经过多方讨论后，也决定将中华田园犬（土狗）移出危险犬只目录。

图源：网络

面对争议，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限养办工作人员补充说明：并非所有中华田园犬都禁养，只有“含有禁养犬血统”的才受限。然而，这一模糊标准在实际执行中面临巨大挑战——怎样准确判定混种犬的血统构成？这种碎片化管理不仅让跨区域养犬人无所适从，也让执法陷入“九龙治水”的困局。

双城镜鉴：上海的经验与香港的启示

当西安等城市因“一刀切”的禁养名单陷入争议时，审视国内犬只管理相对成熟的上海，以及国际公认先进的香港模式，能为破解困局提供清晰路径。这两座高密度都市的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核心：管理的精髓在于引导与平衡，而非单纯的禁止。

上海：内地城市的先行探索

在众多内地城市中，上海的犬只管理无疑走在前列。其2011年《养犬管理条例》实现了从“限制”到“规范”的理念跃升，核心在于聚焦行为管理而非品种歧视：

行为规范先行：明确要求外出牵绳（不超过2米）、大型犬戴嘴套、即时清便、电梯避让等，将责任压实于犬主。

社区共治创新：上海奉贤区通过“宠物经纪 社群”开展治疗犬进机关等活动，长宁区打造“共享宠物乐园”，普陀区开发数字化管理平台，徐汇区组织公益“萌宠益家”活动，静安区探索商业空间“宠物友好”，浦东新区推动居民“萌宠自治会”，各区通过空间、平台、活动、组织等多元创新模式共促文明养宠与人宠和谐。

经济杠杆调节：对绝育犬只减免管理费，引导科学养宠。

执法相对理性：禁养名单相对精简（24种），避免了过度扩大化。

拍摄：吴起宠物工作室 | 地点：上海徐汇滨江

然而，上海模式仍有明显局限，凸显内地治理的普遍短板：

动物福利缺位： 条例仍将犬只视为纯粹的管理对象，未明确其作为伴侣动物应享有的基本福利（如行为自由、避免精神痛苦）。

管理手段简单化： “大型犬一律戴嘴罩”未区分场合、个体行为及驯化程度，缺乏科学评估。

虐宠成本过低： 对投毒、虐杀等恶性行为最高处罚仅2000元罚款，刑事震慑力几近于无。

商业活力抑制： 强制禁止犬只进入商场、餐饮场所，剥夺市场主体自主权，阻碍宠物友好业态发展。

上海的实践表明，摆脱“品种论”转向“行为论”是巨大进步，但距离真正以动物福利为核心、实现人宠空间权利平衡的现代治理，仍有差距。

香港：值得借鉴的国际标杆

在此方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动物管理制度提供了更先进、更系统的参考。其核心在于将“动物福利五原则”（免受饥渴、免受不适、免受痛苦伤害、免受恐惧压力、表达天性自由）融入法规与实践，实现了精细化平衡：

福利为本的立法保障： 明确动物享有基本权利，虐宠（如投毒）可构成严重刑事罪行，最高可判监禁10年及罚款200万港元，形成强大震慑。

公共空间的精细化管理：

- 设立遍布各区的专属宠物公园，并划分大型犬、小型犬活动区。

- 对非宠物公园类公共空间（如街道、滨水区），允许犬只在牵引（绳长不超过1.5米） 状态下进入，而非全面禁止。政府制定清晰的分区域、分时段管理细则。

尊重商业自主与多样性： 商场、餐厅等场所由经营者自行决定是否接纳宠物，政府提供“宠物友好场所”认证指引及标准，促进市场自发形成多样选择。

科学的行为导向管理： 仅要求有攻击性记录或特定品种（非所有大型犬）在风险较高场合佩戴嘴套，避免了“一刀切”的粗暴管控。建立完善的犬只社交能力评估与行为矫正机制。

严厉反虐与黑名单制度：高效执法打击虐宠行为，并设立施虐者黑名单，限制其再次饲养动物。

图源：小红书用户（SAITOTIAS）的狗狗参加香港大型狗只豁免规管考试并获得“乖狗证”

品种禁养的误区：被忽视的科学与管理现实

将管理重心放在禁养特定犬种上，存在多重认知误区：

科学依据不足。基因特性论常被作为禁养依据，但深圳解禁中华田园犬时引入的“社会化难易度”评估表明：通过强制登记、疫苗接种和规范牵绳等措施，土狗完全可适应城市环境。

管理效果存疑。上海人大代表许丽萍在2020年就指出：现有法规执行不到位，处罚额度低（如遛狗不牵绳仅罚20-200元），导致违法成本显著低于执法成本。单纯增加禁养品种数量并未解决执法困局。

小型犬管理盲区。现实情况是：小型犬伤人事件并不少见。由于许多人误认为小型犬“没有伤害性”，反而忽视其行为训练，导致它们在陌生人探访时更易发动攻击。犬吠扰民问题同样不分品种，根源在于主人是否进行正确的社交训练。

科学界怎样看待体型与攻击性？

动物行为学家和科学界从来没有用狗的体型作为衡量其攻击行为的标准，相反，多项研究表明，小型犬（体重<10 kg）比大型犬（体重>20 kg）更易表现出攻击性行为，它们更容易因环境压力而出现反复舔唇等焦虑的行为表征，进而出现露齿、低吼等威胁行为。

图源：网络

为何公众仍普遍认为大型犬更危险？甚至法规也常将体型作为标准？

进化心理：体型庞大通常意味着力量和潜在威胁。人类的祖先需要对大型掠食者保持警惕，这种对大体型生物的警惕性仍残留在我们的基因中。

主观认知差异：小型犬虽攻击频率高，但造成的伤害往往较轻（多为抓咬或浅表伤口）；大型犬攻击频率虽低，一旦攻击却容易造成严重伤害（如深部撕裂伤）甚至死亡。因此，公众对小型犬攻击行为的容忍度也更高。许多人看到大型犬时，会本能地根据其体型预估力量，联想其可能造成的伤害，从而加深恐惧。

社会标签化：某些大型犬（如罗威纳、杜宾犬、德国牧羊犬等）因历史、用途或媒体报道被贴上了“危险”标签。即使个体性格温和，人们对整个品种的恐惧也会投射到具体的犬只身上，进一步加深对大型犬的恐惧和厌恶。

出路重构：从禁止到教育，从限制到引导

破解犬只管理困局，需要城市治理理念的根本转变。参考上海和香港的双城智慧，方向更为明晰：

上海的经验证明：在高密度城市实现相对宽松且有效的犬只管理是可行的，关键在于摒弃品种歧视，聚焦犬主责任与行为规范。

香港的标杆则指明：下一个进化方向是将动物福利理念和精细化的权利平衡融入城市治理的血液。

1、升级理念：从“管狗”到“护福利、明权责”。在法规中明确犬只作为伴侣动物的地位和基本福利，将保障动物福利与规范养犬人责任并重。

2、改革公共空间管理：从“全面禁止”到“精细开放”。

修订公园禁令： 允许犬只在牵引状态下进入特定公园、绿地、滨河步道，划定宠物友好时段与路线。

制定统一标准： 对“宠物友好公园”设立全国或地方标准，禁止以“仅限小型犬”进行歧视。

增建专属空间： 加快规划建设覆盖不同区域的宠物公园及社区宠物活动角。

3、优化行为管理：从“简单命令”到“科学评估”。

修正“大型犬一律戴嘴套”： 规定应根据犬只个体行为评估结果、具体品种特性及场合风险灵活执行，仅在高风险情境（如极度拥挤的公共交通）强制佩戴。

推广行为矫正： 大力建设社区犬类社交评估与行为矫正服务，替代对问题犬只的简单扑杀。

4、严惩虐宠与释放商业活力：

强化法律震慑： 明确故意投毒、砍杀宠物等严重伤害行为可构成刑事犯罪，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乃至《刑法》，大幅提高违法成本。设立全国或地方联网的虐宠者黑名单。

赋予商业自主权： 取消“犬只不得进入商场、餐饮场所”的绝对禁令，改由商家自主制定规则。政府发布宠物友好商业指引与认证，鼓励设立宠物专区/服务。

5、深化犬主教育与管理：巩固上海在犬主行为规范上的要求，并借鉴香港的持续评估和严厉罚则，建立更完善的分级教育、信用管理及“芯片登记 强制保险”体系。

结语

据统计，超过93.6%的宠物主将宠物视为家人和朋友。正是这种深厚的感情纽带，人们在有经济能力之后也愿意为宠物消费，甚至不断提供高消费水平。

城市治理者需要看到犬只背后的人性需求，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同时，为情感陪伴留出合理空间。真正的挑战从来不是犬的体型或品种，而是怎样平衡公共安全与生命尊重。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真正的文明不在于禁止多少，而在于引导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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